老五叔是个顶好顶好的人。他从不打骂小孩子，即使我们折了他的花枝，踩坏了他的菜畦，他也只是故作生气地训斥几句，随即便会和颜悦色了。多年以后，伙伴们每提及老五叔，便会想起他对我们的许多好来，心中亦总会有隐隐地痛。 不记得老五叔是什么时候搬来我们村住的，也不知道他姓什么。大人们喊他“五叔”，我们小孩子就叫他“老五叔”，他也不生气，总是笑着答应一声。有时，还摸摸我们的头，说声：“娃们淘气嘞！”便走开了。不知为什么，大人们都不愿意让我们到他那里玩，说他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。说来也怪——我们从没看见他家里还有什么人，他也很少和村里人往来，只是走路打声招呼而已，平日里，只一个人默默地来去。 老五叔的小木屋在村西头，离村子有2里路。那里有一个大大的院子，四周栽了很多花，院子前面有一个不小的菜园。日里，老五叔不是收拾园子，就是在摆弄他的蜜蜂。他越是独来独往，我们越是想知道他的秘密。于是，我们便躲在草丛里、大树后，偷偷地观察他，有时还学几声野兽叫来吓唬他。有几回，明明是他看见我们了，却装作没看见。后来，我们索性走出来，想到他的院子里玩，可刚一靠近，那些蜜蜂就像一群轰炸机一样嗡嗡地向我们飞来，吓得伙伴们掉头就跑，越跑那些蜜蜂就越追，老五叔忙喊我们快蹲下，然后拿出蜂帽给我们戴上，这时，有的伙伴已被蜇了，哇哇大哭起来。老五叔赶紧找来大蒜嚼烂了，敷在肿起的大包上。然后招呼我们坐在了院子里，围着桌子，喝起了蜂蜜水。真是奇了，有老五叔在旁边，那些蜜蜂也不来蜇我们了。 清凉的山泉兑上蜂蜜，香甜可口，醇美无比，又消暑又解渴。那是我第一次喝蜂蜜水，感觉是那样的美好。 打那以后，天一热，我们就去老五叔那里喝蜂蜜水。每次去，我们总要先帮他干些活，像扫院子、倒蜂丕、搅蜜、抱柴之类的。虽然老五叔总不让我们干活，可我们总不能白白喝人家的蜂蜜呀？老五叔知道我们的用意，所以一看到我们就赶紧放下桌子，摆上一圈碗，早有那伶俐的伙伴到泉边提了水来，于是，大家便围过来，美美地喝起了蜂蜜水。日子久了，我们和老五叔慢慢地熟识了。他给我们讲许多许多有趣的故事，有桃园三结义、岳飞抗金、梁红玉擂鼓退金兵等等，我们简直着了迷。 那天晚上，天气闷热，我们又坐在老五叔的院子里边喝蜂蜜水边听他讲故事。这一回他讲出了他的身世，话语里已完全没有了戒备，让我们非常吃惊。 原来老五叔是当过兵的。 他出身于官宦世家，祖上曾做过大清国的御史，到了他祖父这一辈赶上了鸦片战争，洋人用鸦片来消磨中国人的意志，他父亲身在官场首先染上了烟瘾，整天和姨太太们吸大烟。原本厚实的家道在他这一辈竟败落了，家财只剩下一座老宅。为了生计，他被迫到城南的剃头匠那里做学徒，路上被国民党抓了壮丁，扣上一顶军帽，就当了兵。在汽车上，一个老兵教会了他开枪，就直接上了前线，这一年，他十六岁。 幸运的是，在无数的战斗中他竟躲过了那些枪林弹雨，并成了一名机枪射手。在南京解放的前夜，他和另一名机枪射手吴姓战友一起逃出了城壕，他们一路奔逃，首先回到了吴的家乡德阳，安身在村外的一座破庙里。吴不敢白天回家见父母，所以只有晚上才敢回家。 夜里，吴悄悄地潜回家里，轻轻敲开了家门，父母见了吴是又惊又怕。当时，国民党已经是节节败退，儿子作为逃兵，若要让官家知道了，那是要杀头的。吴不敢在家久留，只好又回到破庙里。 他们两个隐姓埋名，谎称是家乡闹饥荒，他们哥俩逃难到这里落脚。那年月兵荒马乱的，没有人去仔细研究他们的来路，好在吴离家时还是十几岁的孩子，成年后，模样变化了，村中人也没认出来。 如此一来，老五叔也不敢回家了，何况他的家乡远在四川。他们帮人做点杂活，农忙时，到大户人家里帮工，勉强糊口。 解放后，他们仍不敢暴露身份。要知道他们曾是败军之将。是要遭人白眼的，弄不好连个安身的地方都没有了。在打土豪、分田地的浪潮中，他们也分了一块地，总算过上了太平的日子。 这期间，老五叔曾回过一次家乡，父亲在他离家没几年就去世了，族长为几位姨太太分了房子，她们中有的已经改嫁。母亲由于儿子当了国民党兵，且十几年杳无音迅，她在家中没有什么地位，所以只分得了两间偏房，前几年故去了，那两间偏房也充了公。姨娘们和族中人都不愿与他相认，躲之唯恐不及。他眼见得亲人的无情，心中伤痛不已，在母亲的坟头化了一把纸钱，磕了仨响头，又回到了德阳。 说到这里，老五叔的眼里滚下泪来，那把花白的胡子也在微微颤动。 由于粮食不够吃，上头号召修梯田，垦荒，围湖造田。有多少人推着小车，喊着口号，私下里却也抓几把玉米豆子塞在夹层裤子里，回家煮着吃。接着就是大炼钢铁，集体吃食堂，不久“运动”就来了。 一次修梯田，需要爆破，吴自告奋勇去打炮眼，充当炮手。轰隆隆，几声炮响，巨大的山头就被炸平了，大家都夸吴的炮眼打得正。得意之际，吴说：“咱当年开机关枪的时候，一梭子下去就扫倒一大片。”谁知这句话却要了他的命。人们知道了他当年曾是国民党机枪射手，当晚点着火把，就开了批斗大会，他成了人民的敌人。遭到了轮番的鞭打，认了罪，但他没有说出还有一个同伴。吴知道难逃一死，那晚，他嘱老五叔为他的父母养老送终，便服毒自杀了。 吴的父母已是花甲之年，丧子之痛，使他们一夜老去十年，贫病交加，没几年也相继过世了。老五叔为他们送了终，随后就离开了德阳。 他辗转了好多地方，去过河北、内蒙、黑龙江等地，生怕暴露曾是国民党兵的身份，所以不敢久留。后来，他来到了我们村，这里地处深山之中，且村子很小，看起来比较安全，再说他年纪已老了，所以就在这里住了下来。 老五叔的眼神里透出无限的失落，历尽沧桑的脸上沉郁无比。只听他轻轻叹了口气，忽又掩了口，露了后悔之色，随即又嘱咐我们千万不要向别人讲这些事，要不他就死定了。他是怕那场可怕的“运动”会卷土重来。我们对那场“运动”知之甚少，所以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怕。但我们发誓：“决不向外人讲！”因为我们不想让老五叔死。 又一年夏天，村长让人把打谷场旁边的那座破房子收拾了一下，又请了一位老师来，有了真理，有了孩子们的读书声，那破旧的泥房就成了学堂。 待我们认了些字，老五叔就让我们给他家里写信。他说他家里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侄子。每次写信，几乎都是问侄子学习长进了没有，今年的收成怎么样，那座老宅修过了没有之类的话，我们写完念给他听，他总是一个劲地点头，连声说：“好！好！就这样。”信写了好多，可是好像从没收到过回信。我们猜：他或许根本就没有弟弟和侄子吧。给家里人写信，只是寄托他对家乡的一种思念罢了。 一年又一年，老五叔那些蜜蜂仍旧在房子周围嗡嗡地飞，篱笆旁边的那些花也依然在阳光下开着。院子里一个古稀之年的老翁在蹒跚而行，夕阳的映衬下，那霜染的须发微微泛着红光。 | 
